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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代书画家徐渭生平

2011年1月22日 admin 发表评论 阅读评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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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521—1593)汉族,山阴(今浙江绍兴)人。初字文清,后改字文长,号天池山人,或署田水月、田丹水,青藤老人、青藤道人、青藤居士、天池渔隐、金垒、金回山人、山阴布衣、白鹇山人、鹅鼻山侬等别号。中国明代文学家、书画家、军事家。民间也普遍流传他的故事传说,关于他年轻时如何聪明,后来如何捉弄官宦等。
中文名: 徐渭
国籍: 中国
民族: 汉
出生地: 山阴
出生日期: 1521
逝世日期: 1593
信仰: 儒家
主要成就: 书法,国画
籍贯: 浙江绍兴

目录

个人简介
生平概述
细述生平
徐渭(文长)传
书画成就
美术成就
徐渭年谱
轶事典故

个人简介

他是诗人,他是画家,他是书法家,他是军事家,他是戏曲家,他是民间文学家 ,他是美食家,他是酒徒,他是狂禅居士、他是青藤道士、他是旅行家,他是历史学家,他是精神病,他是杀人犯。 胡宗宪、李成梁、俞大猷、戚继光、李如松、梅国桢、吴兑、张元忭、诸大绶、王畿、汤显祖、唐顺之、茅坤、陶望龄、王思任、季本、沈錬、姚明臣、三娘子、李春芳、嘉靖皇帝、严嵩、徐阶、李本、赵文华、鄢懋卿、徐海、汪直。杨顺、王忬、王世贞、李攀龙、谢榛——徐渭一辈子就和这些人打交道。 他死后,袁宏道、沈德符、冯梦龙、张岱、陈洪绶、黄宗羲、齐白石等人都崇拜他。 据考证,中国最伟大的现实主义巨著《金瓶梅》也有可能出徐渭之手。

生平概述

徐渭于嘉靖元年(1521年)出身于浙江绍兴府山阴城大云坊的官僚世家,父徐鏓,母为侍女小妾,少年时天才超逸,入徐氏私塾读书,“六岁受《大学》,日诵千余言”“书一授数百字,不再目,立诵师听。”。 十岁仿扬雄《解嘲》作了一篇《释毁》,性格豪放,“指掌之间,万言可就。”
二十岁时成为生员,嘉靖二十年(1541年)娶同县潘克敬女为妻,接下来八次应试不中,“再试有司,皆以不合规寸,摈斥于时。”。
嘉靖二十六年(1547年)在山阴城东赁房设馆授徒,40岁才中举人。与萧勉、陈鹤、杨珂、朱公节、沈链、钱鞭、姚林、诸大绶、吕光升等号“越中十子”。后来为浙闽总督作幕僚,曾入胡宗宪幕府,一切疏计,皆出其手,又出奇计大破徐海等倭寇。
一日胡宗宪于舟山捕获白鹿,徐渭撰《进白鹿表》、《再进白鹿表》、《再进白鹿赐一品俸谢表》等并献于朝中,视为祥物,“上又留心文字,凡俪语奇丽处,皆以御笔点出,别令小臣录为一册”,学士姚汾等对徐渭文章大为赏识。又代作《贺严公生日启》,吹捧奸相严嵩。
嘉靖四十三年(1564年)胡宗宪以“党严嵩及奸欺贪淫十大罪”被捕,狱中自杀,徐渭作《十白赋》哀之。李春芳严查胡宗宪案,徐渭一度因此发狂,作《自为墓志铭》,以至三次自杀,“引巨锥刺耳,深数寸;又以椎碎肾囊,皆不死。精神几近失常,几近癫狂。
嘉靖四十五年(1566年)在发病时杀死继妻张氏,下狱七年。狱中完成《周易参同契》注释,揣摩书画艺术。
万历元年(1573年)大赦天下,为状元张元汴等所救出狱,出狱后已53岁。
从此潦倒,痛恨达官贵人,浪游金陵、宣辽、北京,又过居庸关赴塞外宣化府等地,教授李如松兵法,结识蒙古首领俺答夫人三娘子。
万历五年(1577年)回绍兴,注释郭璞《葬书》。
徐渭晚年以卖画为生,但从不为当政官僚作画,“有书数千卷,后斥卖殆尽。畴莞破弊,不能再易,至借稿寝”,常“忍饥月下独徘徊”,杜门谢客,其中只在张元汴去世时,去张家吊唁以外,几乎闭门不出, 最后在“几间东倒西歪屋,一个南腔北调人“ 的境遇中以73岁高龄结束了一生。死前身边唯有一狗与之相伴,床上连一铺席子都没有,凄凄惨惨。

细述生平

明清两代,出现过不少多才多艺的文人。不过象徐文长那样,在诗文、戏剧、书画等各方面都能独树一帜,给当世及后代留下深远影响的,却也颇为难得。他的诗,袁中郎尊之为明代第一,他的戏剧,受到汤显祖的极力推崇,至于绘画,他更是我国艺术史上成就最为特出的人物之一。郑板桥对徐文长非常敬服,曾刻一印,自称“青藤门下走狗”;近代画家齐白石曾说:“青藤、雪个、大涤子之画,能横涂纵抹,余心极服之,恨不生前三百年,为诸君磨墨理纸。诸君不纳,余于门之外,饿而不去,亦快事故。”吴昌硕说:“青藤画中圣,书法逾鲁公。”徐渭在《书谢时臣渊明卷为葛公旦》中指出:“……画病,不病在墨轻与重,在生动与不生动耳。”
然而,徐文长的一生却很不幸。他虽然有着强烈的功名事业心和报国愿望,却连举人也不曾考取,中年因发狂杀妻而下狱七载,晚年靠卖字画甚至卖书卖衣度日,终于潦倒而死。老百姓倒是十分喜爱他的,至今在浙江还流传着许多徐文长的故事。他在绍兴的故居——青藤书屋,历尽四百余年的人世沧桑,还依然保存,维系着后人对这位富有平民气息的文学艺术家的长久怀念。

才名早扬屡试不售
徐文长,名渭,文长是他的字。又号青藤山人、天池生、田水月等。明正德十六年(1521)出生于山阴(今绍兴)一个趋向衰落的大家族。他的父亲徐鏓做过四川夔州府的同知,原配童氏,生下徐淮、徐潞两个儿子,继娶苗氏,不曾生育,晚年纳妾生下徐文长,在文长出生百日后就死了。此后徐文长由嫡母苗夫人抚养到十四岁,苗氏死后,随长兄徐淮生活,直到二十一岁入赘潘家。虽然出生在官僚家庭,但徐文长早年的生活并不愉快。他的生母是个婢女,在家中自然毫无地位。嫡母苗夫人将徐文长当作亲骨肉抚养,寄予期望;但或许正因为这个缘故吧,在文长十岁那年,苗夫人就把他的生母逐出了家门。幼年夺母,对徐文长是一个很大的刺激。虽然二十九岁那年他得以把母亲接回自己家中,但直到垂暮之年,他仍然不能忘怀这件事情。由于徐文长是庶出,而两个嫡出的哥哥又比他年长二三十岁,所以徐文长在家中也没有什么地位。他年青时考秀才未取,在给督学官员要求复试的上书中这样说道:“学无效验,遂不信于父兄。而况骨肉煎逼,箕豆相燃,日夜旋顾,惟身与影!”显得很悲愤。成年后家道中衰,徐文长入赘妇家,生活当然也不那么自在。一个机警敏感的人,在如此坎坷的境遇中长成,自然容易养成执拗和偏激的性格。 徐文长生性极为聪慧。他六岁读书,九岁便能作文,十多岁时仿扬雄的《解嘲》作《释毁》,轰动了全城。当地的绅士们称他为神童,比之为刘晏、杨修。二十来岁时他与越中名士姚海樵、沈鍊等人相交往,被列为“越中十子”之一。沈鍊曾夸奖他说:“关起城门,只有这一个。”据说在一次酒宴上,主人有意为难徐文长,指着席上一件小东西请他作赋,暗中却命童仆捧上丈余长的纸卷。徐文长立身把笔,一气写尽,惊倒了满座的人。另外有一个关于徐渭的小故事,也能凸显他的聪明才智,在他年幼时,还在上私塾,老师看他聪明伶俐,便要考考他,让他拿着两个水桶去汲水,期间要度过独木桥,当时徐渭尚小,力气也不足,自是困难,但是塾师看见徐渭高兴地抬水回来,惊问方法,他高兴地说:把水桶放水里自然轻松多了!当时尚无浮力一说,文长的聪敏,让老师大加赞赏。
自幼以才名著称乡里的徐文长,一向颇有些自负自傲,对功名事业充满了向往,然而在科举道路上却屡遭挫折。二十岁那年,他结结巴巴地考中了个秀才,此后一次又一次参加乡试,直到四十一岁,考了八次,始终也未能中举。其间二十六岁时丧妻,从潘家迁出,以教书糊口;三十七岁时应胡宗宪之邀,入幕府掌文书。徐文长在科举中一再失败,并不是偶然的。他少年时便喜欢博览群书,讨厌八股文字,加之个性显露,情感张扬,恐怕确实写不出合格的、规行矩步而阴沉死板的八股文来。不过徐文长虽然明知八股文毫无用处,对一些从科举出身而绝无才学的官僚一向嗤之以鼻,但这毕竟是旧文人在政治上的唯一出路。屡试不售,前途无望,对徐文长是沉重的打击。他暮年作《自作畸谱》,还特地记下了六岁入学时所读的杜甫《早朝》诗句:“鸡鸣紫陌曙光寒”,流露出无穷的人生感慨。

从戎幕到牢狱
徐文长通常给人以恃才纵诞的印象,不过他也是一个关心社会政治,富有爱国热情的人。嘉靖时期,东南沿海遭受倭寇的频繁侵扰,由于兵备松弛,官吏无能,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惨重损失。徐文长一方面以诗歌对此进行尖锐的抨击,一方面满怀热忱地投入到抗倭战争中。他虽然身无一职,却几次换上短衣,冒险随军队来到前线,观察形势,然后记录下战事的经过,分析成败的原因,向有关官员提出破敌的方略。这些文章大都写得比较切实,不同于一般的书生议论。
嘉靖三十六年(1557),徐文长以才名为总督东南军务的胡宗宪所招,入幕府掌文书。这是徐文长一生中最得意的时期。入幕之初,他为胡宗宪作《进白鹿表》,受到皇帝的赏识。自此胡宗宪对他更为倚重,对他放任的性格,也格外优容。陶望龄《徐文长传》记载说:徐文长常常与朋友在市井饮酒,总督府有急事找他不到,便深夜开着大门等待。有人报告胡宗宪,说徐秀才正喝得大醉,放声叫嚷,胡宗宪反而加以称赞。当时胡宗宪权重威严,文武将吏参见时都不敢抬头,而徐文长戴着破旧的黑头巾,穿一身白布衣,直闯入门,纵谈天下事,旁若无人。在总督府中,徐文长究竟为抗倭战事做了些什么,已难以考实。不过,以徐文长的身份,以他好奇计喜谈兵的性格,以他素来对于抗倭战争的热情,可以断定徐文长是参预了不少重要机谋的。在他留存的《拟上督府书》等文章中,也确实可以看到一些中肯的意见——虽然他所提出的治兵之术未免有些峻刻。
当然在幕府中也有许多不如意的事。胡宗宪出于各种原因,与权臣严嵩来往甚密,而徐文长是痛恶严嵩的,他最亲近的友人沈鍊就因参刻严嵩而遭到杀害。但徐文长又不得不代胡宗宪写了一些吹捧严嵩的文字,这真是文人的悲剧。
嘉靖四十一年(1562),严嵩被免职,徐阶出任内阁首辅。在徐阶的策动下,胡宗宪受到参劾,并于次年被逮捕至京(后来因平倭有功,只受到免职处分),徐文长也就离开了总督府。到嘉靖四十四年,胡宗宪再次被逮入狱,死于狱中,他原先的幕僚也有好几人受到牵连。徐文长生性本来就有些偏激,连年应试未中,精神上很不愉快,此时他对胡宗宪被构陷而死深感痛心,更担忧自己受到迫害,于是对人生彻底失望,以至发狂。他写了一篇文辞愤激的《自为墓志铭》,而后拔下壁柱上的铁钉击入耳窍,流血如迸,医治数月才痊愈。后又用椎击肾囊,也未死。如此反复发作,反复自杀有九次之多。嘉靖四十五年,徐文长在又一次狂病发作中,因怀疑继妻张氏不贞,将她杀死,因此被关入监牢。
初入狱时,生活自然是痛苦的。徐文长身带枷锁,满身虮虱,冬天雪积床头,冷得发抖,连朋友送来的食物也被抢走。后来他的许多朋友为解救他而四处活动,才使待遇有所改善。其中援助最为有力的,先是礼部侍郎诸大绶,后是翰林编修张元忭(他是明末著名散文家张岱的曾祖父),他们都是徐文长的至交,又都是状元出身,颇有声望。在这些朋友的解救下,徐文长坐了七年牢,终于借万历皇帝即位大赦之机获释。这是1573年的事,徐文长已经五十三岁了。

潦倒的晚年
经历了如此多的磨难,徐文长已不再有什么政治上的雄心,但他对国事的关注却老而未衰。出狱后,他先在江浙一带游历,登山临水,并交结了许多诗画之友。万历四年(1576)夏,徐文长年轻时代的朋友,这时已经做到宣化巡抚、担负北部边防重任的吴兑邀他北上,他便欣然前往。徐文长在宣化幕府的时间不到一年,但留下了不少描写北地风光、民俗和军旅生活的诗文。在写给许多官员的赠序中,他都喜欢议论政事,尤其是关于边防的策略。当时张居正主持国政,对蒙古采取抚和的方针,徐文长对此表示赞赏。他在吴兑那里受到敬重,无奈身体不好,只得于次年春经北京回到家乡。
六十岁时,徐文长应张元忭之招去北京,但不久两人的关系就恶化了。据张岱的记叙,张元忭是个性格严峻、恪守礼教的人,而徐文长却生性放纵,不愿受传统礼法的束缚。张元忭常常以封建礼教约制徐文长,这使徐文长大为恼火。他曾对张元忭说:我杀人当死,也不过是颈上一刀,你现在竟要把我剁成肉糜!由于和老朋友的交恶,加上与官僚们交往受到不平等的对待,使徐文长情绪郁愤,旧病复发,便于居京三载后重归家乡。此后,徐文长就再没有离开过山阴。
晚年乡居的日子里,徐文长越发厌恶富贵者与礼法之士,所交游的大都是过去的朋友和追随他的门生。据说有人来访,徐文长不愿见,便手推柴门大呼:“徐渭不在!”他一生不治产业,钱财随手散尽,此时只得靠卖字画度日。但手头稍为宽裕,便不肯再作。倒是一班门生和晚辈的朋友,或骗或抢,常常得到他的杰作。徐文长似乎特别嗜蟹,许多题画诗记载了朋友们用活蟹来换他画蟹的经过。最后几年,徐文长身患多种疾病,大约画也不能常作,生活更为贫苦。《徐文长文集》中有《卖貂》、《卖磬》、《卖画》、《卖书》诸诗,显示出这位大文学家艺术家凄凉的晚境。1593年,徐文长去世,年七十三。

多方面的艺术成就
徐文长的文艺创作所涉及的领域很广,但可以指出它们共同的特征,就是:艺术上绝不依傍他人,喜好独创一格,具有强烈的个性,风格豪迈而放逸,而且常常表现出对民间文学的爱好。 明代的诗坛,由于前后七子的提倡,出现了一股拟古的风潮。虽说他们也自有不可抹煞的成绩,但这种拟古的风气,显然有碍于诗歌艺术的发展。徐文长对此深致不满,并作了尖锐的批评。他说:鸟学人言,本性还是鸟;写诗如果一意模拟前人,学得再象,也不过是鸟学人言而已,毫无真实的价值。他自己的诗歌创作,注重表达个人对社会生活的实际情感,风格略近李贺,问学盛唐,并杂取南朝,出入宋元,而终不失其为自我。这个倾向为稍后主张抒发性灵的公安派所继承,对改变晚明诗风具有重要意义。公安派的主将袁中郎对徐文长的诗有一段精彩的评述:“文长既不得志于有司,遂乃放浪曲蘖,恣情山水……其所见山奔海立,沙起云行,风鸣树偃,幽谷大都,人物鱼鸟,一切可惊可愕之状,一一皆达之于诗。其胸中又有一段不可磨灭之气,英雄失路、托足无门之悲,故其为诗,如嗔如笑,如水鸣峡,如种出土,如寡妇之夜泣,羁人之寒起。当其放意,平畴千里;偶尔幽峭,鬼语秋愤。”徐文长的散文,以《自为墓志铭》一篇最为出色。此外许多尺牍也很有特色,泼辣机智,幽默多趣,文风远启金圣叹一流,但总的来说,成就不及诗歌。
徐文长的戏剧创作有杂剧集《四声猿》,其中包括《狂鼓史》、《翠乡梦》、《雌木兰》、《女状元》四个独立的戏。《狂鼓史》是有感于严嵩杀害沈鍊之事而写的,表现出狂傲的反抗精神。后两个戏都是写女扮男装建功立业的故事,反映了徐文长对妇女的看法,有一定的反封建意义。这些作品都打破了杂剧固定的格式,为戏剧形式上的多样化开拓了门津。在戏剧理论方面,他主张“本色”,即戏剧语言应当符合人物的身份,应当使用口语和俗语,以保证人物的真实性,而反对典雅的骈语,过度的修饰,这些看法都是很有见地的。此外,他还作有《南词叙录》,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南戏的理论专著,在戏剧史上具有重要意义。
徐文长曾说:“吾书第一,诗二,文三,画四。”这大概是文人惯用的诡计,即把自己最受人重视的艺术放在最末的位置,以抬高其它。其实,他是我国大写意画的宗师,影响及于八大山人扬州八怪直至吴昌硕,在美术史上有着很高的地位。他最擅长花卉画,用笔放纵,水墨淋漓,气格刚健而风韵妩媚,具有诗一般的抒情性和韵律感,极为人们所珍视。其书法则长于行草,徐文长虽自列为第一,但成就似乎逊于绘画。
此外,杂剧《歌代啸》,小说《云合奇纵》(即《英烈传》),据说也是徐文长所作。

徐渭(文长)传

原文
徐渭,字文长,为山阴诸生,声名籍甚。薛公蕙校越时,奇其才,有国士之目;然数奇,屡试辄蹶。
中丞胡公宗宪闻之,客诸幕。文长每见,则葛衣乌巾,纵谈天下事,胡公大喜。是时公督数边兵,威镇东南;介胄之士,膝语蛇行,不敢举头,而文长以部下一诸生傲之;议者方之刘真长、杜少陵云。会得白鹿属文长作表,表上,永陵喜。公以是益奇之,一切疏计,皆出其手。文长自负才略,好奇计,谈兵多中。视一世事无可当意者,然竟不偶。 文长既已不得志于有司,遂乃放浪麴〔(上)薛(下)米〕,恣情山水,走齐、鲁、燕、赵之地,穷览朔漠。其所见山奔海立,沙起雷行,雨鸣树偃,幽谷大都,人物鱼鸟,一切可惊可愕之状,一一皆达之于诗。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灭之气,英雄失路、托足无门之悲,故其为诗如嗔如笑,如水鸣峡,如种出土,如寡妇之夜哭,羁人之寒起。虽其体格,时有卑者,然匠心独出,有王者气,非彼巾帼而事人者所敢望也。文有卓识,气沈而法严,不以模拟损才,不以议论伤格,韩、曾之流亚也。文长既雅不与时调合,当时所谓骚坛主盟者,文长皆叱而怒之,故其名不出于越,悲夫!
喜作书,笔意奔放如其诗,苍劲中,姿媚跃出,欧阳公所谓「妖韶女,老自有余态」者也。间以其余,旁溢为花鸟,皆超逸有致。
卒以疑杀其继室,下狱论死;张太史元忭力解,乃得出。晚年,愤益深,佯狂益甚;显者至门,或拒不纳。时携钱至酒肆,呼下隶与饮;或自持斧,击破其头,血流被面,头骨皆折,揉之有声;或以利锥锥其两耳,深入寸余,竟不得死。周望言晚岁诗文益奇,无刻本,集藏于家。余同年有官越者,托以钞录,今未至。余所见者,徐文长集、阙编二种而已。然文长竟以不得志于时,抱愤而卒。
石公曰:「先生数奇不已,遂为狂疾;狂疾不已,遂为囹圄。古今文人,牢骚困苦,未有若先生者也!」虽然,胡公间世豪杰,永陵英主,幕中礼数异等,是胡公知有先生矣。表上,人主悦,是人主知有先生矣。独身未贵耳。先生诗文崛起,一扫近代芜秽之习,百世而下,自有定论,胡为不遇哉?
梅客生尝寄予书曰:「文长吾老友,病奇于人,人奇于诗。」余谓:「文长无之而不奇者也。无之而不奇,斯无之而不奇也!悲夫!」

译文
徐渭,表字文长,在山阴县做生员时,声名很盛,薛公蕙在浙江做学官时,很赏识他的才华,认为他是国家的杰出人才。然而他命运不佳,屡次应试屡次落第。
中丞胡公宗宪听到他的名声后,把他当作客人邀至幕府。文长每次参见胡公,身着葛布长衫,头戴黑头巾,挥洒自如,了无顾忌地谈论天下大事,胡公听后十分高兴。当时胡公统率着好几个防区的军队,威镇东南地区。戴盔穿甲的武士在他面前,总是跪下回话,爬着行走,不敢仰视。而文长以帐下一生员的身份却表现得对胡公很高傲,谈论者都把他比作刘真长、杜少陵一样的人物。恰逢胡公猎获一头白鹿,以为祥瑞奉献给皇上,嘱托文长作贺表,表文奏上后,世宗皇帝看了很高兴。胡公因此更加赏识文长,所有疏奏、簿计都交他办理。文长对自己才智谋略很自负,好出奇计,谈论用兵方略往往切中要害。在他看来,天下事没有一件令人满意的。然而,他终究未能得到施展抱负的时运。 文长既然在官场上不得志,于是以饮酒来放纵自己,尽情纵情山水。他游历了山东(齐鲁)、河北(燕赵),又饱览了塞外大漠的风光。他把见到的山峦壁立、海浪奔腾、胡沙满天和雷霆震天,风雨交鸣和树木倒伏,乃至山谷的幽深冷清和都市的繁华热闹,以及奇人异士、鱼鸟,一切能使人震惊、惊恐的自然和人文景观,都一一写进诗中。他胸中有奋发而不可磨灭的气概和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悲凉,所以他写的诗有时像是发怒,有时又像是嬉笑,有时如山洪奔流于峡谷,发出轰雷般的涛声,有时如春芽破土,充满蓬勃的生机。有时他的诗像寡妇深夜哭泣,有时像游子被寒风惊醒。虽然这些诗作的体裁格律时有不高明之处,但是却匠心独运,有王侯的气魄,不是那种像女子一般侍奉他人的媚俗的诗作敢于企及的。徐文长的文章有真知灼见,气势沉着而法度精严,不因守成规而压抑自己的才华和创造力,也不因漫无节制地放纵议论以致伤害文章的严谨理路,是属于韩愈、曾巩一流的文章家。徐文长素来不迎合时兴的调子,对当时的所谓文坛领袖,他一概加以愤怒的抨击,所以他的名声也只局限在家乡浙江一带,这实在令人为之悲哀!
文长喜好书法,笔意奔放有如他的诗,在苍劲豪迈中又涌现出一种妩媚的姿态,正像欧阳公所谓的美人迟暮另具一种韵味的说法。有时,他又把剩余的精力另外倾注在创作花鸟画,画得都美妙飘逸而有情趣。
后来,文长因疑忌误杀他的继室妻子而下狱定死罪,张元汴太史极力营救,他方得出狱。晚年的徐文长对世道愈加愤恨不平,故作疯癫也更加厉害了。达官名士登门拜访,他时常会拒绝不见。他又经常带着钱到酒店,招呼下人仆隶和他一起喝酒。他曾拿斧头砍击自己的头颅,血流满面,头骨破碎,用手揉摩,碎骨咔咔有声。他还曾用尖利的锥子锥入自己双耳一寸多深,却竟然没有死。周望说文长的诗文到晚年愈加奇异,但没有刻本行世,诗文集稿都藏在家中。我有在浙江做官的科举同年,我曾委托他们抄录文长的诗文,至今没有得到。我所见到的,只有《徐文长集》、《徐文长集阙编》二种而已。可是徐文长终于因为不合于时,不得伸展抱负,带着对世道的愤恨而死去了。
有人认为:徐文长先生一直命途多艰,坎坷不断,致使他激愤成狂疾。狂病的不断发作,又导致他被投入监狱,从古至今文人的牢骚怨愤和遭受到的困难苦痛,再没有能超过徐文长先生的了。但虽然如此,胡公是旷世豪杰,世宗是英明帝王赏识他。徐文长在胡公幕中受到特殊礼遇,这说明胡公认识到了他的价值。奏表送上以后,世宗很高兴,这表明皇帝是知道他的价值的。文长先生唯一欠缺的,只是未能致身显贵而已。文长先生诗文的崛起,一扫近代文坛庞杂卑陋的习气,百世之后,自会有公正的定论,又怎么能说他生不逢时呢?
梅客生曾经写信说过:徐文长是我的老朋友,他的怪病比他这个怪人更要怪,而他作为一个奇人又比他的奇诗更要奇。我则认为徐文长没有一处地方不怪异奇特。正因为没有一处不怪异奇特,这就是注定他一生命运没有一处不艰难的原因。真令人悲哀呀!

书画成就

徐渭的书法和明代早期书坛沉闷的气氛对比显得格外突出,他最擅长气势磅礴的狂草,但一般人很难看懂,用笔狼藉,他对自己的书法极为喜欢,自己认为“书法第一,诗第二,文第三,画第四”。

美术成就

泼墨写意画
明代(公元1368—公元1644年)时期的中国,美术正处在学习古人与创新两种意识碰撞的特殊 阶段。水墨写意画迅速发展,以徐渭为代表的泼墨大写意画非常流行,名家出现很多,技法也不断更新,徐渭凭借自己特有的才华,成为当时最有成就的写意画大师。
徐渭生性狂放,性格恣肆,但他在书画、诗文、戏曲等方面均获得较大成功。他的写意水墨花鸟画,气势纵横奔放,不拘小节,笔简意赅,用墨多用泼墨,很少着色,层次分明,虚实相生,水墨淋漓,生动无比。他又融劲健的笔法于画中,书与画相得益彰,给人以丰富的想象。

似与不似之间
徐渭的泼墨写意花鸟画,别开生面自成一家。其花鸟画,兼收各家之长而不为所限,大胆变革,极具创造力。其写意画,无论是花卉还是花鸟,皆一挥而就,一切尽在似与不似之间,对笔下的四时花木,画家运用勾、点、泼、皴等多种笔墨形态,将牡丹之雍容 、紫薇之隽秀、竹子之萧疏、霜菊之孤傲、寒梅之挺洁的神韵刻画的入木三分,分别舒展九尺与五尺的梧桐和芭蕉,直冲画外,不见首尾,与密如骤雨的葡萄、虬如蟠龙的藤蔓构成了巨大的张力,充溢在画面中的纵横之气和豪放境界更是前所未有。他的水墨葡萄,串串果实倒挂枝头,水鲜嫩欲滴,形象生动,茂盛的叶子以大块水墨点成,风格疏放,不求形似,代表了徐渭的大写意花卉的风格。丰富的运动轨迹与浓淡、徐疾、大小、干湿、疏密程度各异的笔踪墨韵,无不具备振笔急书的即兴性和不可重复性,呈现出中国绘画中最为强烈的抽象表现主义。这不是一般的描摹物象,而是艺术的加工,使其蕴含某种内在的气质、精神,这种气质、精神又使欣赏者有如临其境之感。徐渭笔下的南瓜、菊花图,一气呵成,驱墨如云,气势逼人,同时又恰如其分的驾驭笔墨,轻重、浓淡、疏密、干湿极富变化。墨法上既呈随意浸渗的墨晕,又见控制得宜的浓淡。虽然被徐渭自称“戏抹”,然而在写意中仍生动的传达出了花果的不同秉性和生韵。它的梧桐图,只以泼墨笔法绘其一小部分,却有使人联想到挺拔正直的参天梧桐。正如翁方纲所说:“纸才一尺树百尺,何以著此青林庐。恐是磊落千丈气,夜半被酒歌嘘唏。” (《复初斋诗集》)徐渭以其精湛的笔法,在似与不似之间,为欣赏者营造出一片开阔的审美天地。

书中有画,画中有书
徐渭是一个书法家,在绘画中,他将自己的书法技巧和笔法融于画中,使人觉得他的泼 墨写意画简直就是一幅慷慨淋漓的苍劲书法。正如张岱所言:“今见青藤诸画,离奇超脱,苍劲中姿媚跃出,与其书法奇绝略同。昔人谓摩诘之诗,诗中有画,摩诘之画,画中有诗;余谓青藤之书,书中有画,青藤之画,画中有书。”(《陶庵梦忆》)他的《墨葡萄图》,墨的浓淡显示了叶的质感,题诗的字体结构与行距不规则,如葡萄藤蔓一样在空中自由延伸,书与画融为一体。徐渭的书法造诣很高,其跌宕纵横的笔法有助于绘画艺术的巧妙变化,如画墨荷、葡萄,大刀阔斧,纵横驰骋,没有深厚的书法功力是难以做到的。徐渭曾做一幅《梅花蕉叶图》,将梅花与芭蕉放在一起,并且在画上题写道:“芭蕉伴梅花,此是王维画”,显示出徐渭与王维在某些构图上的源流关系。当然,王维画雪里芭蕉,更突出一种禅机,即,使得雪的清寒与芭蕉的心空构成画面的宗教底蕴,而徐渭在这样的画面组合中,更突出一种超越时空的主体解放性。徐渭的书法和画法都极为娴熟,功底深厚,他的题字,如他的泼墨写意画,纵横不羁,洋洋洒洒;他的泼墨写意画,融合了精熟的笔法,意趣横生,极富韵味。

画如其人
徐渭平素生活狂放,对权势不妩媚,在当世凡前来求画者,须值徐渭经济匮乏时,这时若有上门求画者投以金帛,顷刻即能得之;若赶在他囊中未缺钱,那么你就是给的再多,也难得一画——实在是一位性情中人。徐渭的寂寞真可以用他自己的一首《题墨葡萄诗》来概括:
半生落魄已成翁,独立书斋啸晚风。
笔底明珠无处卖,闲抛闲掷野藤中。
徐渭一生命途多舛,遭遇坎坷,晚年悲苦凄凉,形影相吊,他将自己的悲愤和怀才不遇之感融注于笔端,创造了一幅又一幅惊世骇俗的水墨名画。他笔下的墨竹,枝淡叶浓,,逸笔草草,竹枝气势劲健,竹叶俯垂含情,虽属竹枝而高洁清爽之气不减。这正是画家身处下层,怀才不遇,品格高洁,绝世独立人格的光辉写照。他的泼墨牡丹,不拘于牡丹的富贵高雅特征,色彩绚烂,他却常常以水墨绘之,有意改其本性,其目的是有赋予牡丹清雅脱俗的格调和神韵,所谓“从来国色无装点,空染胭脂媚俗人。”
作品流传至今的较多,著作有:《四声猿》、《南词叙录》、《徐文长佚稿》、《徐文长全集》等;传世著名作品有《墨葡萄图》轴、《山水人物花鸟》册(均藏故宫博物院)、《牡丹蕉石图》轴,以及晚年所作《墨花》九段卷(现藏故宫博物院)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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